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建党百年之际,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历史性决议引发外部世界高度关注。近日,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就此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的专访。

克里·布朗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角色变化,见解独到。他曾于上世纪90年代旅居中国,随后在英国外交部任职,负责中国相关事务。身为英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克里·布朗认为,“时刻保持自我反思、定期进行历史经验总结”可谓是中国与众不同的一大亮点。他还指出,中国一直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工作方法,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即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解读此次《决议》的一个关键维度。

克里·布朗还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中国作出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一承诺意义非凡,坚持“胸怀天下”的同时“敢于斗争”的历史经验也值得继续传承。但他同时强调,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外部世界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避免误读误判,真实可靠的优质信息必不可少。作为一个“旁观者”,克里·布朗诚挚建议,中国与外部世界亟需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一场更高质量的对话。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左)与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狄竞(右)

主持:总结中国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需要。作为一名历史学、政治学家,您如何看待“总结经验”对于一个百年政党存续发展的重要性?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克里·布朗: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中国于1945年发布了其史上首份历史决议;接下来是1981年,发布了第二份历史决议。而此次六中全会通过的这第三份重大历史决议距离上一份又过了40年,与头两份之间相隔的时间类似。在我看来,这种时刻保持自我反思且定期进行历史总结的模式可谓是中国与众不同的一大亮点。这份《决议》的诞生可谓是正逢其时——让中国有机会重新审视自身,回顾初心使命,特别是总结1981年至2021年之间的奋斗成果、以及该成果与此前历史的关联等。

主持:在您看来,这第三份历史性决议与头两份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其中哪些方面最吸引西方世界的关注?

克里·布朗:我想,最大的不同点估计就是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少比1981年上一份《决议》发布时要大大提高了;因此,外部世界对今年这份《决议》的关注度自然也就远远超过了40年前。

在我看来,这份《决议》的重点其实更多放在了对未来奋斗目标的描述上。与其说是“总结历史”,不如说它更关注“继往”之后的“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份《决议》实际上向世界展示了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识以及与自身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未来发展愿景。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政策优先”,即哪些领域最受重视和关注、将会出台何种特别政策、针对的人群又是哪些等等。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群)是我的研究重点。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人数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特别关注此次《决议》以及近年来的重要文件里针对中产阶级如何阐述、包括如何将其逐渐纳入决策核心议题等;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中产阶级将如何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就此次《决议》而言,我认为基本实现了治理理念与政策的连贯性,并就此作出了中长期的承诺。

主持:此次《决议》总结了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包括对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使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对外则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方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克里·布朗: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原则,这点很关键,如今已充分体现在其“为人民谋幸福”的过程之中,这也始终是中国所立下承诺的重要部分。

我想强调的是,解读这份《决议》还是要回到一个重要维度,即“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即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因为中华文明正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们也看到,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奋斗成果的认识,往往会被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影响。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国与国之间有差异。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这肯定是众望所归;无论你持哪种政治立场,你一定希望看到中国的人民能过上好日子。

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外部世界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奋斗成果)对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平安健康、幸福繁荣而言有多么重要,因为其意义是非凡的。想想这个人口比例——中国拥有世界将近40%的人口;这个国家在努力让她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本身就是在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主持:此次《决议》还总结了百年奋斗的十大宝贵历史经验,其中提到要在坚持“胸怀天下”的同时“敢于斗争”,既坚持开放与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又要坚定信念、绝不退缩;抓住历史机遇、增强斗争本领,方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结合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您认为《决议》中提到的这项经验有何宝贵意义?

克里·布朗:当前(针对中国的)外部杂音不少,都在指指点点,告诉中国不要干这不要干那、走快点和走慢点……而我们看到,此次《决议》已就此明确承诺,中国领导下的中国也已多次强调,将坚持走既定的对外开放路线,坚持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立场。这一承诺意义重大。当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其自身与世界将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守对外开放的承诺,决不退缩;尽其所能,团结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做好准备、应对分歧。

主持:《决议》中提到,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对于这点,您有何观察?

克里·布朗: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亟需一场更高质量的对话。近年来,由于世界局势的改变,这一对话的状况有所恶化——双方甚至多方之间充满误解和误判,我想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从我这样一个不住在中国的局外人立场来看,我想,保持高质量的对话沟通也同样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与中国的伙伴持续合作。

另一方面,中方的伙伴也有必要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感受、观点与愿景。我们常提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我想西方人过去的确忽略了一点,即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信仰,这点是十分值得尊重的,但西方忽略了。有了这种相互尊重,其他问题就好谈了。

当前局势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由于疫情原因我无法前往中国。这点很令人遗憾,因为截至2019年底,我每年至少会去中国三四次,与朋友们交流、获取前沿信息。当然我可以通过线上视频交流,但这样就困难多了。总之,我希望到了明年这种状况能有所改观。

主持:《决议》讲述新时代中国的未来目标时指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全党要牢记中国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必须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如何理解“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这一表达?

克里·布朗:中国一直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可为未来发展提供蓝图,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念。我记得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说过,大意是“者都是乐天派”。的确,得有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去面对来路上的坎坷。中国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无比宏伟,但需要日复一日的努力、持之以恒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很明显,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将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长远来看,我们应清晰认识到,中国的未来愿景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到了(目标实现的)那一天,历经发展与变革的中国或许会与今天大不一样。那时候,中国与世界的共识范围或许也会远远超出我们这些“旁观者”当下的判断。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尽管眼前困难重重,我们仍应秉着类似的乐观主义心态去看待中国的未来愿景。